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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军:北京城这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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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22-07-18 15:55:37 来源:亚博体育注册网址 作者:亚博体育首页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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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1年,北京申奥成功、中国加入世贸,中国的大门,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。成功申办奥运之后,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——失去了雄伟的城墙,甚至险些失去故宫……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,同时,也是最堵的城市,于是,一场自救自此开始,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,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,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。

  2001年,王军还是新华社北京分社跑新闻的记者,那一年大事小事不断——北京申办奥运、中国加入世贸,一项项报道任务令他应接不暇,而心中还惦记着他那部未写完的书稿——后来成为畅销书的《城记》。

  7月13日,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,王军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,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,以及对这个城市的忧虑。

  “那时候我们真是很感动,因为中国这扇大门不可逆转地打开了,这是多么荣耀,但是同时又很忧虑,2800亿投下去,北京城会怎样呢?”

  回家路上,他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、香饵胡同被夷为平地,这一切刺激着王军疯狂地敲打着键盘,完成了《城记》的写作,

  写完《城记》之后,王军做了一个梦,梦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元大都胡同——南小街被拆光了。

  “那里是元大都最有代表性的胡同,这种胡同东西之长一定是故宫的东西之长。”

  《城记》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历程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。后来,他又做了一个梦,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进行修编,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。

  怀着这样一个美梦,王军投入了另一项工作,与同事刘江合作,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展开调研,试图回答:北京既有的城市结构能否适应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大发展的需要。

  这组调研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,工程浩大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随后启动。2005年1月,国务院批复了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04年至2020年)》,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、重点发展新城、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。

  可是,令王军无奈的是,推土机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,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——北京成功申办奥运、中国加入世贸十周年。这一年,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,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,北总布胡同梁思成、林徽因(1904~1955)故居被野蛮拆毁,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,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……

  1991年,王军大学毕业,在新华社工作了21年。中国最高速的城市化是在他工作的时候才开始的。

  王军的电脑中珍藏着一张老照片——那是1912年在北海白塔上俯拍的北京城。

  “多美啊!这样一个可以供养100多万人口的地方,基本是一个森林,每个院落都有树,一片绿海。绿树下面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,中间是青红二色的四合院。”

  王军回忆说,当年,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第一次登上景山的时候,曾经转过身来跟陪同者很骄傲地说:“我是中国人!”

  然而,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北京城建设开始以一个“单中心”结构逐渐“摊大饼”。

  “单中心结构会强化中心区的基础设施投入,导致大量建设行为在中心区发生。而北京的中心区经过元明清发展而来,在1949年的时候,已经居住了130万人口,盖满了房子,把那么多的建设量摆在中心区会导致大规模的拆迁,导致大规模的人口外迁,导致进出城上下班的问题。”王军说。

  他认为,即使北京没有老城区,没有故宫,就是一块空地,在一块空地上以单中心的结构规划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,那也是非常糟糕的规划,更何况中心区有那么伟大的遗产!

  北京市做过两次对旧城的拆除计划,一次是1990年,10年要完成危旧房改造。一次是2000年,5年要完成危旧房改造。持续至今,老城区留下的面积已经不多了,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还不到。

  这话让王军惊骇不已。他采访了经手故宫拆除计划的建筑师,看到了一些档案资料才确定实有此事。

  2011年一季度,北京地铁出行人数超过4亿人次,网友戏称“人进去,相片出来,饼干进去,面粉出来。”

  “这就是我们拆掉老城的生活,真是遭报应,梁思成先生之痛苦,实为我们今日的痛苦。”

  在王军看来,“交通出现问题恰恰在于城市就业功能过度集中在故宫周围,郊区都是睡觉的地方,望京、天通苑等可以睡几十万人口,大量的人要进城上班,出城居住,造成拥堵。”

  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“就像伟大的军队一样,成千上万名士兵整合成威严整齐的军队——四合院,将军就是钟鼓楼,而现在的北京则是充满建筑将军的城市,每个将军只领导一个士兵。”

  第一个五年,他在拼命呼吁修改规划,规划的内容就是保护老城,发展新城,变单中心为多中心。后五年,他站在梁思成先生的立场上,在拼命捍卫“总体规划”。

  “我第一次读到梁思成方案的时候,非常激动,因为他回答了我心中的问题。一个城市怎样才能不堵车,这是面向未来的方案。”

  “梁思成的方案不仅仅是保护老城,而是说在故宫周围盖行政区,会导致大量人口外迁,这些人又到城里上班,这就是引发交通问题的恶根。”

  尽管如此,梁思成的理念已经成了城市建设的理想思路:大都市由几个小市组成,它们彼此像一个个小细胞,由绿化带分隔开,“一个装满了就跳出来再建一个。”

  上世纪30年代,梁思成把北京所有关键的城墙、城楼都拍了照片,甚至做了测绘。王军在清华大学看到他的测稿,“真的很难过”。

  “他刚刚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,日本就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,他和林徽因被迫流亡到后方,再也没有机会把北京城墙的调查报告写出来。”

  十年过去了,令王军欣慰的是,这十年里,北京制定了总体规划,终于回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(1916~2001)描绘首都建设蓝图未竟的理想——建设多中心、平衡发展的城市。

  谈及北京的交通拥堵,王军说,我们是在一个高密度城市过度依赖小汽车交通。北京小汽车出行率超过30%,公共汽车出行率也是30%多,剩下的是步行和自行车。“北京市均衡发展各种交通方式,结果是任何一种交通方式都遇到了麻烦。开车不方便,公交车也不方便,甚至走路都不方便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。”

  让王军庆幸的是,过去十年里,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,公众参与的力度在不断增强,政府部门已在倾听、合作,开始意识到这是善治的必需。

  “这个城市已制定了一部要求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,可是,它不会自动成真,仍需要每一位热爱自己故乡的公民持之以恒的努力。”

  王军,新华社高级记者,供职于《瞭望》新闻周刊,著有《城记》、《采访本上的城市》、《拾年》。《纽约书评》曾刊登《城记》英文版评论,“这本书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—简·雅各布斯的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相似,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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